——从南京一中学生家长示威说起
最近一条新闻引发热议。南京一中的部分高三学生家长,因为该校高考“考砸”而围堵学校,要求“校长下课”。按一些家长的说法,他们之所以抗议校长,是因为“他搞素质教育,不抓学习,轻视高考”。
对南京一中今年高考的情况我不清楚,该校是否或如何“搞素质教育”我不知道,对学校方方面面的管理比如是否真的“不抓学习”“轻视高考”我也不了解。因此,我无法对这一事件做出评价。
但是,说“素质教育会妨碍高考成绩”我倒有话要说。
我的观点是:素质教育并不妨碍高考成绩!
(如果有读者不同意我这个观点,先别急,请耐着性子仔细读完我这篇并不太长的文章后,再和我商榷,好吗?)
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这两个概念已经面目全非,在不同的人的理解中,已经成了公婆之争,各说各有理。我无力说服谁,只是想请大家回到最基本的常识——
素质教育包含了应试,且追求应试成绩,但不仅仅是考试和应试成绩,还有应试和成绩以外更丰富的素养。
应试教育的错误不在于有应试,而在于只追求应试:考什么教什么;不考就不教。
这个常识告诉我们:第一,没有考试的教育根本就不是教育,更不是素质教育;真正的素质教育理应有对高质量教学成绩的追求,包括高考成绩。你不能主观认定素质教育是不抓学习的,然后说“抓素质教育会影响高考”。第二,我们批评应试教育,不是批评应试,而是批评只有应试。有应试不是应试教育,只应试才叫应试教育。
所以,素质教育包含了应试,没有应试不是完整的素质教育。
或者更直接地说,如果一个学校没有应有的高质量教学成绩(含中考高考成绩),恰恰证明该校的素质教育没有搞好!
我想问借这次南京一中的事儿攻击甚至妖魔化素质教育的某些人:“难道中国那么多高考成绩辉煌,学生全面发展的学校不是素质教育成功的证明吗?”如果要举例,我可以写出很多很多这样的学校。
当然,我说的“素质教育成功”显然决不包括只有“高考辉煌”而没有学生全面发展的那些“高考集中营”。对此,由于种种原因,我不想也不便多说。
今天,我想以我的经历为例,谈谈素质教育究竟是否会妨碍高考成绩的问题。
我带的第一个高三毕业班是乐山一中高90届一班,这个班是我从初中开始教的。那时候,还没有“素质教育”这个词,但这不妨碍我按“让学生全面发展”“让班级生动活泼”等理念,在这个班搞了大量改革与探索,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:班里成立了许多兴趣小组(那时还没有“学生社团”的说法),我让学生上台讲语文课,我鼓励学生质疑课文并以批判性思维写成小论文,我把作文课安排在农贸市场、凌云山上或岷江之滨,我鼓励学生去摆地摊(卖书、卖冰棍),我让学生搞社会调查然后就有关市政建设上书市长,我带着学生去瓦屋山、峨眉山探险……总之,我们班生动活泼,孩子们开心快乐。所以十多年后,已经调离乐山一中的我被邀请回去作报告时,老师们说:“小李,你是多年前就在搞素质教育了!”
但当时领导没有这样夸我,还有同事嘲笑我“标新立异”“出风头”。他们都认为我搞这些“肯定会妨碍高考”,个别人已经期盼着我的高考“考砸”。我当时这样想的,无论我班高考成绩如何,我这些探索都没有错,因为我是在做教育本来的样子。
然而,1990年高考成绩下来后,我班的确没有考好,上线人数远远低于人们的预期,也低于我的预期。可以说,真的“考砸”了!
可以想象我所遭受的舆论打击。在此之前的所有做法——用今天的术语就叫“素质教育”——都成了我的“罪状”。批评的焦点就是:正是我的那些所谓“改革”影响了高考成绩!批评者的逻辑非常简单却无比雄辩: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过多的活动必然占用学习的时间,高考成绩焉能不受影响?
我也很难受,觉得特别对不起应该上线却不幸落榜的学生,可我想不通为什么会“考砸”:论师资,两个副校长在我班担任主科教学,其中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上数学课,他后来成了著名的数学特级教师;论勤奋,无论我还是学生都非常尽力。尽管我开展了不少活动,但都是利用课余和周末的时间,没有耽误过一节课,包括自习课和辅导时间。
后来市教研室一位专家分析,那年乐山整个市高考都滑坡,这和有关部门的高考指导包括对高考动态的把握有误是分不开的。因为当年考砸的并不只是我班和我们学校,而是整个乐山市。
我并不因此原谅自己,我也尽量找自己的原因,比如第一次带高三没有经验,比如对高考题研究还不够透彻,等等。
但无论如何反思和检讨,我都不认为是某些人认为的我“搞了那么多与高考无关的活动”而影响了高考成绩。所谓“与高考无关的活动”是什么呢?中秋晚会,元旦联欢,街头调查,农舍走访,峨眉山看雪,瓦屋山探险,一分钟演讲,模拟性辩论,社会问题论坛,改革热点争鸣……是的,这一切的确是高考不考的,“与高考无关”,但我们教师难道仅仅是高考的奴隶吗?难道教育的全部内容和最终目的仅仅是高考吗?如果是这样,那教育不是太可怜也太可悲了吗?然而,没有人和我讲道理——大家只认“高考才是硬道理”。
我的教育改革没有错,这是我当时坚定不移的信念;但我的改革还有缺陷,这是我当时理性清醒的自评。
用今天的话来说,就是我的素质教育没有错,但是我这素质教育还搞得不够好。也就是说,我高考的失利,不是证明我素质教育搞错了,而是证明我的素质教育还没有完全达到目的。
第二个高三毕业班是成都市玉林中学高95届一班,这个班我也是从初中带上去的。有人提醒我要“汲取教训”,意思是要全力以赴抓高考,“别搞那些没用的”。但我很清醒,我搞活动没有错,有什么“教训”可“汲取”的?因此,我依然沿着我认定的教育本来的样子去做,而且更大胆更浪漫——
周末晚上,我组织同学们狂欢,然后我们骑着自行车沿一环路狂奔,青春的笑声冲向夜空;
请每一个小组周末轮流到我家里吃饺子,或火锅,然后我们打扑克,或出去踢球;
春天,我们走向原野,用双脚丈量美丽的成都平原,我们的谍战游戏“南下风暴”席卷开满油菜花的土地;
我们第一次韵律操比赛,同学们整齐的手臂将优美的弧线划过在场每一位观众的眼帘,激起一片惊叹;
“一二·九”歌咏比赛,我指挥着青春勃发的少男少女们“军歌联唱”——《我是一个兵》《在太行山上》《游击队歌》《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》……最后我们毫无悬念更毫无争议夺得第一名;
在银厂沟,我们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,迎面吹来凉爽的风;
课堂上,我给大家朗诵中篇小说《凤凰琴》,同学们泪如雨下,倾泻着我们共同的悲伤和善良;
高三最后两个月了,可我的语文课并没有做大量的练习,而是让同学们读刚刚出版的《城市季风》《文明的碎片》;
新年前夕,我们在野外点起篝火,数着星星,迎接着新年的到来;
毕业前,最后一次去野外,我们在游泳池里疯狂,溅起的水花洗净了蓝天……
“都高三了,小李还敢这样干,胆子够大的!”不少同事为我担心。
对我来说,最大的收获是证明了自己:五年前那些被认为会影响高考的做法,我依然坚持,五年后却赢得了高考的辉煌。我坚信,教育就应该是这样的!
因为那次我班的高考空前的辉煌,我一下成了“新闻人物”,被宣传,被热捧,说我是“素质教育的先锋”——那时候,“素质教育”这个概念刚刚出现,正是一个时髦的热词儿。
的确,素质教育没有错,素质教育不会影响高考!
或者可以这样说——我再说一遍,五年前,高90届一班的高考失利,说明了我素质教育没搞好;而高95届一班的高考成绩,证明了我搞素质教育成功了。
多年前,已故著名数学特级教师孙维刚老师,因为学生的高考成绩突出,他居然被人指责为搞“应试教育”,可他一个学生在孙老师去世后写道:“我要用我的全部生命证明:孙老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!”
高95届一班的学生回来看我,都觉得我们班很温馨很幸福。孙任重甚至说:“进大学后,同学们都诅咒高三,我却特别怀念我的高三!”陈蓓也说:“我给人家说我们高中搞了很多活动,人家都不相信!”
我想,我的高95届一班的每一个学生也可以为我证明:“李老师是真正的素质教育!”
其实,就高考录取而言,我的高90届一班似乎也不差,但因为乐山一中是省重点,高一招生是全市择优,所以哪怕我班上有考上北大、复旦的,依然不能说高考成绩很好;而我的高95届一班,因为成都玉林中学当时是新建不久的普通中学,生源一般,上级给我班的上线指标是20.5个(班上51个学生),可我班上一次性上本科就是38个!最后的录取结果是除了一个读中专,全部上大学。当然堪称“辉煌”。
所以,所谓“出色的高考成绩”不是一个绝对的上线数字,而是一个相对的增长幅度,即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所能获得的最好的提升——生源优异,本来应该100%上二本,却只有90%,就算你在全市名列第一,甚至出了“状元”,也不能说是“出色”;生源不好,公众预期一个都考不上,却居然上本科线好几个,这就是“出色”。
有人说:“时间是有限的,用于活动必然耽误刷题。”
我想说,第一,素质教育远不只是活动,它也体现于课堂教学过程中,以为素质教育只是吹拉弹唱、蹦蹦跳跳,那是极大的误解;第二,素质教育的学科教学包括冲刺高考,需要时间但绝不只是时间的堆积,也不是“题海战术”的滥用,而是效率的提高,更是以一当十的“精题巧练”,这对教师的专业素质和教学智慧是极大的挑战。所以我多次说过,素质教育对教师的要求更高。当然,这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,有空我再专门谈谈。
我想对南京一中的校长,也许您的确有许多地方需要反思和改进,但素质教育没有错!您千万不要停止素质教育,而应该改进和完善素质教育。
我想对学校的家长们说,我理解你们的心情,毕竟你们的孩子只有一次青春,但事已至此,围堵学校是没用,帮助学校改进工作,支持并参与中国素质教育的进程,也是每一个家长的责任。
今天,我之所以想到这两个班并回顾这段经历,就是想说明——
素质教育决不会妨碍高考成绩,如果高考考砸了,不是因为搞了素质教育,而恰恰是因为素质教育没有搞好!
因为完整而完美的素质教育,必然包括出色的高考成绩,尽管不仅仅是高考成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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